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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理论动态》(京)2018年第20189期
2019年08月02日 16:49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京)2018年第9期 作者:刘健 字号
关键词:《文化批判与社会》;辩证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战后德国

内容摘要:阿多诺在《棱镜》文集的纲领性文章《文化批判与社会》中提出了“辩证文化批判”理论,将其作为文化批判的方法论。

关键词:《文化批判与社会》;辩证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战后德国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刘健,德国弗莱堡大学语言文学院德语文学系。 

    关键词:《文化批判与社会》;辩证文化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战后德国 

    内容提要:阿多诺在《棱镜》文集的纲领性文章《文化批判与社会》中提出了“辩证文化批判”理论,将其作为文化批判的方法论,并由此成功地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引入文化批判理论的架构之中。本文首先分析了“辩证文化批判”的理论基础和具体内容,指出了该理论对阿多诺的实践类文化批判论文及《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等后期著作的影响,探究了《棱镜》文集在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框架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文化批判与社会》中的名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所引发的论战为线索,分析了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在战后德国文化重建及历史反思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最后,本文梳理了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在战后德国的发展历程,阐述了其为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理论建设留下的思想遗产。

 

  《棱镜——文化批判与社会》(Prismen-Kulturkritik und Gesellschaft)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西奥多·W.阿多诺的一部重要文集,是其思想成熟时期文化批判的集大成之作。迄今为止,国内学界对阿多诺文化批判理论的研究大多从《启蒙辩证法》中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出发,但对《棱镜》一书尚无译介,系统性的研究更是无从谈起。本文将结合该文集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文化批判与社会》剖析阿多诺的文化批判理论,并阐述该理论在阿多诺整个理论构架中的地位,最后探究其对战后德国乃至整个欧美文化批判理论发展的影响。

  一、阿多诺理论视域下的文化批判理论

  《棱镜》第一版由苏尔坎普(Suhrkamp)出版社于1955年出版,1977年被收入该出版社出版的《西奥多·W.阿多诺全集》第10卷。①《棱镜》共收录了阿多诺写于1937年至1953年的12篇文章,这些文章此前已在其他论文集或杂志发表过,其中最著名的《文化批判与社会》写于1949年,首次发表于1951年的论文集《我们时代的社会学研究》。

  (一)《棱镜》的主要内容、书写形式和逻辑结构

  用“棱镜”做书名,一方面体现了该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在主题和学科方面涉猎广泛,另一方面也暗示着作者对意识形态的反思和摧毁:单一的射入光源通过棱镜之后变为多色的光谱,阿多诺用光的变化过程比喻社会统一性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他在四卷本的《文学笔记》中曾提到,《棱镜》一书研究的对象是“已经成型的精神现象”,但目的并不执着于单个现象的解密,而是“透过每一篇文本及每一位作者更透彻地了解社会……收录的文章都是棱镜,人们透过这些棱镜可以看到现实”。②《棱镜》出版后不久,联邦德国著名的《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阿多诺对空无一物的研究》的评论文章。作者不无讽刺地评论说,该文集包罗了从知识社会学到巴赫、爵士乐、卡夫卡等众多内容,“似乎是想囊括时下所有流行、受宠的内容”,“像是思想仓库管理员在进行冬季大甩卖”。③虽然这一评论不乏冷嘲热讽,但确实反映出《棱镜》的特征:阿多诺在其理论纲领的引导下,从多个领域、多个视角入手分析文化,展开文化批判,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整体,并在社会整体的框架下对单独的文化现象和孤立的文化批判家的批判立场进行剖析。

  另外,阿多诺采用散文作为书写形式,一方面是想拒绝传统的学术习惯,另一方面也想借此文体避免在作品中构建出体系化的哲学思想。正如他在《棱镜》英文版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该文集对立于“传统的方法论与既有的认知方式”,而散文是一种不同于“被科学的游戏规则打磨的”新形式,它可以打破“坚不可摧而又不经反思的‘事实性’”。④阿多诺在《作为形式的散文》中指出,散文的论述方式能够在趋于总体性和同一性的哲学环境中保持异质性,散文是开放性的、实验性的,“相对于总体而言是局部的”⑤。由此可见,阿多诺采用了散文这种表达形式,试图对通用的论文性哲学著作背后隐藏的认知方式进行批判性的反思。

  在《棱镜》中,除首篇文章《文化批判与社会》外,其他文章按照主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主要涉及研究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的批判文章,包括《知识社会学的意识》、《没落之后的斯宾格勒》、《托斯丹·凡勃仑对文化的攻击》和《阿道司·赫胥黎与乌托邦》;第二类为音乐家和音乐流派的评论文章,包括《永恒的时尚——论爵士乐》、《反对巴赫门徒,为巴赫辩护》、《阿诺尔德·勋伯格(1987-1951)》;第三类为批评文学作家作品的文章,包括《瓦雷里、普鲁斯特与博物馆》、《格奥尔格与霍夫曼斯塔尔书信往来》、《瓦尔特·本雅明概要》和《卡夫卡札记》。与《棱镜》这部文集的鲜为人知不同,该文集中那句经常被引用、同时也经常被误解的名言却广为流传:“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正是这句话道出了整部文集的主旨:剖析二战期间对犹太人实施大屠杀的成因及其带来的影响,反思二战后文化和文化批判面临的困境。围绕这句话的争论几乎是与战后德国文化批判理论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将这句话称为战后德国学界最重要的讨论热点之一,一点也不为过。

  (二)《棱镜》中的“辩证文化批判”

  阿多诺在《文化批判与社会》一文中以历史的眼光将文化创造与社会条件联系起来,倡导一种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文化批判理论。他首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文化批判家,认为他们自诩为精英阶级,自认为可以不受他们所处的文化场域的影响:“文化批判家对文明不满,而其不满也唯独来自这个概念。他侃侃而谈,就好像他代表着纯粹的自然,代表着更高的历史阶段,他自命不凡地认为自己高于文明,然而他与文明在本质上完全是相同的。”⑥句中的“不满”(Unbehagen)一词显然是在影射弗洛伊德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阿多诺指出,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是对作为人类原始本性的欲望的压制和牺牲,因此,文化批判家的“满意”与“不满”其实都是文化的产物,文化批判家是以“概念”——文化和社会——为中介的,然而他们却还妄称自己可以独立于文化和社会之外,这便是文化批判家的盲目性。据此,阿多诺批判上述批判家忽略了文化所处的社会现实以及社会现实与文化艺术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孤立地、教条地坚持着文化的概念”。他进而指出:“在绝望和巨大的痛苦之处,批判家看到的只是精神之物,只是人类的意识状况,只是准则规范的没落。”⑦

  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并不局限于理论,他同时还反对蔑视理论、盲目相信实践,并对用理论指导或控制实践所带来的危险性时刻保持着警惕,这是因为他目睹了纳粹德国对国家宣传工具的利用:“当理论能调动人时,它就变成了真实的力量。”“然而,‘用存在来定义意识’如今变成了人们排除所有与存在之物不相符的意识的手段。”⑧显然,阿多诺所倡导的文化批判的首要原则就是:既不能脱离社会整体这个前提对文化进行“内在”批判,也不能机械教条地搬用马克思主义,只关注文化“外在”的社会条件。

  阿多诺进一步批判了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文化并非纯粹的、自主的,因此文化批判家不应该以文化的自身标准来批判文化。若坚持“纯粹”的文化概念,就是对文化的拜物崇拜。就此来说,文化批判家将文化作为对象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将文化简化为“文化价值”,这种“对‘价值’的萃取将文化置于市场的意志之下”,因而是对文化的物化。之后,他具体讨论了文化工业的拜物教特性,指出:“欧洲文明已经扩展到消费者那里,它如今已经从管理者和心理技师为大众量身定制的文化堕落为纯粹的意识形态,这源于其物质实践层面功能的改变,即它放弃了干预的能力。”⑨文化成为文化产品,这一论断不禁让人想起《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实际上,阿多诺在此确实直接指涉他在《启蒙辩证法》中对文化及商业的分析:“所有的文化都与社会分摊罪责,因此文化就只能依靠在生产领域中已经发生的不公来维系自己的生存,这与《启蒙辩证法》中提到的‘商业’如出一辙。”⑩对于文化的物化和意识形态化,文化批判家也难脱干系:“他们拥有占有信息和优势地位的特权,这让他们有了发言权,也让他们的发言看似具有客观性。但是,这仅仅是统治精神的客观性。他们为虎作伥,帮着编织面纱。”(11)

  当然,阿多诺也为文化批判家指明了走出盲目性的方向,即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文化批判,让文化批判具有“辩证法”、“否定性”和“内在批判”:

  只有隐含着批判性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文化,若忘记这一点,精神便会咎由自取地受到由它造就的批判家的批判。文化自身就包含矛盾,批判是其不可或缺的要素:再不真实的文化也是真正的文化,再不真实的批判也是真正的批判。当批判对事物进行剖析时,它并不是非正义的,这其实是它最大的价值;当批判以不顺从的表象而顺从时,它才是非正义的。(12)

  这段话的陈述方式本身就体现了“辩证”的特点,即在文化的真与假的循环中不断认识真。阿多诺并未采取超越的立场,即用“阿基米德支点”来俯视社会和文化,而是身在其中,用上述悖论式的方式循环前进,从而达到化解悖论的目的。这也就是所谓的“内在批判”:“文化批判本身也是批判的永恒对象,无论是文化批判的一般前提条件——它内在于现存社会之中——还是文化批判的具体判断,都是被持续批判的对象。”(13)关于辩证的文化批判的任务,阿多诺认为:“批判的任务并不在于去探究那些造就了某些文化现象的特殊的利益集团,而是透过这些文化现象去破解当下社会中令最有权势的利益集团获利的发展趋势。文化批判应成为社会的相面术。”(14)

  阿多诺认为,尽管文化和文化批判都是在社会统一性的前提下产生的,但是依然保有反抗社会统一性的潜力:“借助自身的力量,对抗性还是可以在意识中实现自己。正因为文化宣称和谐原则是能够美化一个对抗性社会的有效手段,所以它无法避免社会与其自身的和谐概念相冲突,不和谐也就会出现。”(15)因此,某些艺术作品便有可能在不完全脱离社会统一性的控制下获得自主性。而要做到这一点,文化批判家也要站在一个看似悖论的位置上:“它[文化批判]既不可以崇拜精神,也不能与精神为敌。辩证的文化批判家既要参与到文化之中,又要游离于文化之外。”(16)在此辩证法的理论前提下,阿多诺提出了奥斯维辛之后有关文化批判的下述论断:

  文化批判面临着文化与野蛮之辩证法的最后阶段。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甚至侵蚀着这样一种认识,即为什么如今写诗已经变得不再可能。绝对的物化曾把精神的进步作为自身的前提要素之一,但如今却有吸收整个精神的架势。如果批判的精神还将自己局限于自我满足的沉思冥想之中,就无法应对这种挑战。(17)

作者简介

姓名:刘健 工作单位:德国弗莱堡大学语言文学院德语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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